中国机长的绝密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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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版）是一部纪实文学，它在历史背景中，讲述鲜为人知的民航机长故事。一开始，中国民航没有固定的飞机给外宾作专机，中国领导人也没有自己的固定专机，都是从航班飞行的飞机中挑选技术状态好的飞机临时担任。
《中国机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版）是一部纪实文学，它在历史背景中，讲述鲜为人知的民航机长故事。本报选摘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苏联政府的馈赠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当元帅得知周恩来没有专机，回国后便将苏联工厂生产出来的两架性能良好，附有专机设备的伊尔-14型飞机，一架送给了越南主席胡志明，另一架送给了中国总理周恩来。

　　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架伊尔-14型飞机，机长21.3米，翼展31.7米，高7.8米，机重12300公斤，升限6500米，最大航程3200公里。当时，中国已经从苏联订购进口了几架伊尔-14型飞机，但这架与众不同，它比同类飞机多加了两个油箱，能多装800公斤燃油。此外，它有专机的各种设备。

　　当时负责专机维护的老民航人王业精介绍说：苏联政府所赠的周总理的这架专机，最初编为600号，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该机曾多次改号，由600改为670，以后又由670改为678号。这架飞机与伊尔-14型普通型比较，在机翼内安装了4只汽油箱，增大了航程，通信设备比较先进，客舱装饰美观实用。地板上铺了整块红色花纹地毯，正对进门处有一只两层立柜，上层为玻璃门，里面摆着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木雕。后行李舱门和厕所门上各装一块椭圆形穿衣镜，周围壁板饰以胡桃木花纹漆。客舱中部用红色金丝绒隔帘把客舱隔为前、后两部分，前段左边安上卧床，供长途飞行时休息用。右边为一办公桌和沙发椅。后段有几只沙发供随员使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乘坐这架飞机到国内各地视察，也是出国访问的专机。对飞机的发动机要求极严，挑选用于专机的发动机，先装在其他飞276机长机上运转一段时间，依据浴盆曲线规律，把故障率最小、可靠性最高的中间一段时间装在专机上飞行。

　　为迎接这架专机的到来，在西郊机场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

　　1957年8月2日，一个苏联机组将这架伊尔-14型飞到中国，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时任中国民航飞行大队大队长的张瑞霭与苏联机长握手后，走进机舱，驾机进行试飞。一个小时后，飞机落地。这时，周恩来已经来到了机场。交接仪式开始。

　　张瑞霭走下飞机，以军人姿势跑到周恩来面前，立正，敬礼，大声报告：“报告总理，机组已对飞机进行检查、试飞，一切性能良好，请示接收。”

　　周恩来点点头，向前走了几步，高兴地和张瑞霭握手：“很好！感谢苏联政府的赠送！你们要好好爱护它，使用它。”

　　接着，周恩来大声宣布：“虽然苏方把这架飞机作为专机赠送给我，但我不坐时，其他中央领导人及来访的贵宾都可以坐。绝不能因为我坐了，就成了我的专机，我周恩来没有专机。如果我坐了，就成了我的专机，谁也不能坐了，那不好。民航底子薄，飞机少，任务重，这架飞机不飞专机时，也可以作为民航班机使用。”

　　在场的人都鼓起掌来。

　　后来的使用证明，这架飞机果然如周恩来所交代的，不但其他领导人和贵宾都使用，还用来为正常航班救过急。

　　国家政要的专机飞行，历来是国家最高机密。不仅乘坐专机的首长和专机的型号、飞行时间、路线、机组人员等严格保密，就连专机的内部设施、结构、布置等也秘不示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领导人和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在国内的专机飞行，都由民航北京管理处（局）担任。新中国民航亮相之初，专机任务少，相应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也不健全，渐渐地，专机任务多了起来，再没有统一的规则、程序就难以为继了，这才于1959年8月，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由民航局正式颁发了《专机飞行工作细则》。

　　舒适、豪华、漂亮，是专机的特点。一开始，中国民航没有固定的飞机给外宾作专机，中国领导人也没有自己的固定专机，都是从航班飞行的飞机中挑选技术状态好的飞机临时担任。为此，要做很多加装改装。如拆去多余的座椅，加装卧床、办公桌和沙发，加装隔帘等。重要之点是，这些生活用具的质地、颜色、样式，要求符合乘坐本次专机的外宾所在国的风俗习惯和他本人的喜好，并非千篇一律。往往是布置好了，有关部门来人检查，找出毛病，认为不满意，又要重新设计，这就使得机务人员为返工而通宵达旦。

　　里二、伊尔-14型飞机，都属于活塞式双发动机，无论飞行高度、速度，还是舒适性、安全性，都受到一些制约。但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专机水平。再后来，1960年前后从苏联引进的伊尔-18型飞机，1966年7月278机长从英国引进的“子爵号”飞机，都是涡桨式四发动机，无论从航程、通信导航到客舱容量，比伊尔-14型好许多，专机便由它们取代了。至于用“三叉戟”、波音、空客飞机作专机，它们属于涡扇喷气式发动机，已经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20世纪80年代，专机开始选用当时中国民航最大、最先进的波音707飞机。飞机进行了改装，客舱内设有独立的包间和休息间，休息间内有床，可以睡觉。当时的改装，看上去虽然有些简陋，但在当时还是一个大胆的创新，非常实用。首长在独立的包间内办公、找人谈话和休息，随行人员则在后舱就座。

　　专机的变化折射出中国民航日新月异的发展，也反映出中国民航日益增强的实力。

周恩来空中遇险

　　张瑞霭回忆，他担任周恩来专机机长20年间，经历的险情有那么四五次，其中最为惊险的，要数1969年9月4日晚由河内返回南宁那次。1969年9月3日上午，越南主席胡志明去世。3日晚，周恩来乘坐张瑞霭驾驶的伊尔-18型专机，从北京直飞河内，前往吊唁。机上代表团成员还有叶剑英、韦国清，以及工作人员二三十人。

　　中方的考虑和安排是出于和胡志明的特殊友谊，由周恩来率代表团先行一步去进行遗体告别，正式吊唁活动则派李先念率团参加。

　　然而，当周恩来的专机飞到南宁上空时，机组却突然接到河内方面的通知，说由于灵堂尚未布置好，暂时不能接待这架专机。要专机次日上午再去。周恩来一听便眉头紧蹙，他对越方的态度十分不满。

　　当时，中、苏、越三方在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上出现了微妙而复杂的局面。中苏关系紧张，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胡志明生前，对中苏对立忧心如焚，他的态度是倾向于中方的，至少是严守中立。而他的后继者，却恰恰相反。中方的吊唁安排，本意是避开苏方，先一步吊唁。而河内方面的所谓“不方便”接待，就打乱了中方的意图。

　　后来听说，河内这样做，是为了先行接待苏联方面的专机。

　　周恩来让人通知越方，他将于4日上午飞抵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的任何接待，进行完遗体告别后，当天就回国。

　　于是，4日上午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河内后，专机便在机场待命。黄昏，代表团回到机场。尽管越南方面再三挽留，让周恩来在河内休息一晚再走，但周恩来说家里有事，坚持要走。

　　张瑞霭接到要走的通知后，马上将情况报告国内，并询问航线天气情况。国内来电答复：从河内到南宁的航线上有大面积的雷雨云，夜间能见度很差，不同意起飞。张瑞霭立即去向周恩来当面报告情况。

　　周恩来此时深情凝重，由于刚刚在遗体告别时大哭了一场，两眼仍有些红肿。他听了张瑞霭的报告，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坚持要走。

　　张瑞霭感觉出周恩来心情非常不好，虽然也深知飞机夜闯雷雨区要冒一定程度的危险，但权衡当时的处境，他还是决定起飞回国。他把情况向国内作了报告，国内也只好批准了。

　　天气情况果然恶劣。专机起飞不久，就进入了雷雨区。整个航线都处于雷雨的包围之中，乌云翻滚，巨雷轰鸣，一道道闪电，像利剑般朝飞机劈来，闪电过后，飞机又坠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起飞前，张瑞霭对恶劣天气有过预想，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情况会如此险峻。他最担心的是飞机触电，在强大的抬升气流中结构出现问题，而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后果都不堪设想。

　　左座主飞的张瑞霭，集中全部精力，紧紧握住驾驶杆，就像在驯服一头发疯的公牛。他与第二机长赵禄子等一起，瞪大眼睛，利用机上雷达和闪电亮起时在驾驶舱外形成的短暂能见间隙，捕捉着雷雨云最薄弱的方向飞行。

　　专机左冲右突，剧烈颠簸着，但就是找不到安全的出口。

　　机舱内，周恩来早已停止了看文件。尽管小窗板已经拉上，但机舱外强烈的闪电光，还是通过窗板缝隙一道道射进来。机舱内的人们无不处于紧张状态，周恩来却镇定异常，反而索性拉开窗板，两手抱在胸前凝视窗外。

　　飞机颠簸越来越厉害。桌上的所有东西都挪了位，卫士张树迎忙着捡起这个扶正那个。到后来，他终于沉不住气了，对周恩来说：“总理，您坐稳了，我到前舱去看看，让张局长他们提高警惕。”

　　周恩来忙挥手制止：“回来！回来！快别去打扰人家，瑞霭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坐下！不要去！”周恩来说完，仍旧平静地坐在那里，依旧看着窗外。

　　张瑞霭非常清楚，按照伊尔-18型飞机的性能，用上升或降低高度的办法是无法飞出雷雨区的，而绕飞的话，由于雷雨区太宽，又容易迷航。至于返航，更是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钻雷雨区的空子，专拣雷雨区最薄弱的地方飞。

　　就这样，他们使尽浑身解数，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终于钻出了雷雨区。

　　前面的云层已渐渐显出层次，危险过去了。张瑞霭长舒一口气，这时才感到身上一片冰凉。原来，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

　　“你们先飞着，要瞪大眼睛，注意仪表的变化，注意不要偏离航向，绝对保证安全。我去向总理汇报。”张瑞霭让出驾驶杆，对一旁的机长李长信、赵禄子说。

　　张瑞霭来到后舱周恩来面前：“报告总理，最坏的天气，我们已经飞出来了！我们会安全到达目的地的！”

　　正在凝视窗外的周恩来转过头来，见到浑身被汗水湿透的张瑞霭，马上站起来说：“瑞霭同志，你辛苦了，快擦擦汗吧！……还得是我们的老手啊！今天的天气是不太好啊，但我还是放心的，我就知道你们会有办法的嘛！可刚才张树迎还想去给你们‘帮忙’呢！”

　　一句话把张树迎说得不好意思起来，他慌忙解释：“我只是想到前面看看情况，可没有别的意思。”

　　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张树迎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张瑞霭这时也猜出了七八分，跟着笑起来。机舱里顿时充满了脱险后的轻松气氛。

　　然而，此时危险并没有最终过去。飞机平稳飞行了十多分钟后，接近南宁机场了，又接到南宁机场的报告：机场这边正降暴雨，能见度不足一公里，降落有困难。

　　张瑞霭随即询问广州机场的情形，那里同样不适合降落。到其他机场或是直飞北京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油料不够。必须在南宁降落，此外别无选择。张瑞霭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他接过驾驶杆，再次坐到正驾驶位置上，果断下达指令：“迅速通知机场塔台，将所有保障设备和助航灯打开，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离南宁机场越来越近了，飞机再次钻进了厚厚的云层中。外面，雷电交加，暴雨如注。在地面雷达的引导下，整个机组配合得像一个人一样，飞机一点一点降低高度，钻出云层，看清跑道，准确地落了下去。跑道上积满了水，张瑞霭全神贯注，紧紧地握住驾驶杆，不停地踩下刹车、放松、再踩下去、再放松……终于，飞机在跑道上慢慢停了下来。

　　张瑞霭的衣服，再次被汗水打透了。

　　这时，大雨仍在哗哗下着。韦国清请示周恩来：“总理，天气这么坏，今晚飞不了了，而且您太辛苦啦，今天不如进城好好休息一夜吧。”

　　周恩来很不高兴：“去、去、去，一边去。你不懂，我不听你的，我一切都听张瑞霭的。”

　　韦国清想了想，转身往驾驶舱走去。他把张瑞霭拉到一边，恳求说：“张局长，今天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劝总理在南宁睡个好觉。你去给总理说，今天这天气不能继续飞北京。我说的他不信，这方面他只信你。”

　　张瑞霭了解韦国清的苦心，而且整个机组的心情和韦国清是一样的。于是，张瑞霭来到周恩来面前，对周恩来说：“总理，今天天气可是特别坏呀，跑道上积水太深，这雨一时半会也停不了，继续飞北京恐怕是不可能了。我们还是随韦主席进城吧！”周恩来沉思片刻，说：“那好吧！”次日上午，张瑞霭驾驶专机，载着周恩来和代表团安全飞抵北京。

专机警卫趣事

　　机长尹淦庭曾多次执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专机任务。他介绍了专机停放警卫的几件事，听来也颇为新奇。

　　1987年6月，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访问美国、法国和加拿大，在专机到达法国巴黎后，出现了一次小意外。专机停放在巴黎国际机场，按照常规进行了铅封。铅封，是专机每到一地必须进行的例行工作，完全出于安全的需要。可第二天一早，机组却发现铅封被人打开了。经询问，得知是当地两名机务工程师，要做准备工作，未经中国专机组许可自己打开的。在这种情况下，专机无论如何不能起飞。接下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向法国高保局、外交部以及机场空中警察局提出交涉。为确保代表团飞行安全，它们三家分别写了保证书后，专机才又起飞。为交涉这件事，专机推迟起飞两个小时。对此，法国外交部向杨副主席作了道歉。

　　另一次在泰国曼谷，却为专机警卫一事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
那是1993年7月，尹淦庭驾驶波音767型飞机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访问东盟五国。在泰国首都曼谷期间，按照国际惯例，专机应由泰方派人看守，但泰国军方却提出，每小时要付100美元看守费，怎么交涉都不行。

　　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尹淦庭和保卫员商量，决定自己看守，每天两人一组轮流值班，这样可以为国家节省一大笔开支。

　　而泰方却不同意我方意见，认为人大委员长不是政府首脑，看守飞机必须支付美元。这显然有点“敲竹杠”的味道。

　　后经中央警卫局决定，坚持不用泰国军方看守。泰方见我方态度强硬，也就只好同意了。

　　于是，负责专机保卫的同志给看守飞机人员做了详细安排，提出了要求。机组同志人人踊跃报名参加值班。结果，尽管参加值班辛苦了些，但这样做的结果既保证了专机安全，又为国家节省了开支，大家心里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1994年5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北欧五国，第四站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却又遇到了和泰国截然相反的问题。

　　专机原本打算在哥本哈根停留3天，当着陆后，机组做完一切着陆后的例行工作，准备向丹麦方面交接专机看管手续时，遇到了意外的麻烦。当时，我方要求由中国和丹麦两国有关人员共同承担看守专机任务，而丹麦方面却说他们政府有规定，只要是飞进哥本哈根机场的飞机，只能由他们机场的安全部门负责看管，不能双方看管。中方再三陈述理由，丹方坚持不变，而且态度非常强硬。

　　专机机组只好求助于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武官处，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对方交涉。武官处交涉的结果：要么交给对方看守，要么自己看守。依旧是不能双方共同看管。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双方扯来扯去，根本达不成协议。万般无奈之下，最后只好决定由专机机组和中央警卫局的随机人员自己来看守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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